本報記者 袁貽辰 楊傑《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16日05版)
  女科學家郝沛的科技成果被“偷”走了。
  那是2009年,時任上海生物信息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的郝沛,受一家試劑公司委托,為其一款新產品設計了配套的電腦軟件。這款軟件最大的特點在於,能將試劑使用後的結果進行整合分析,並形成圖譜,輔助醫務工作者對患者做耐藥檢測。
  郝沛曾對這款軟件的商業價值做過預估,醫院方面如果大規模使用軟件,那麼,“一份分析報告標價兩三元,這樣累積下來,一年很有可能創造上千萬元的價值”。“興奮壞了”的她,還特地向團隊成員和合作方放話,“這個產業前景非常好,我們到時候一起開個公司吧,把公司做成行業的標桿。”
  這股得意勁兒還沒過去,合作的試劑公司找上了門,告訴她,產品要拿到一家醫院做測試,希望她為“即將完工”的程序設計一個單機版本,並暫時把單機版的代碼“借”給他們“用一用”。
  這個畢業於復旦大學的女博士爽快地答應了對方的要求。原因很簡單,試劑公司當初負責洽談的代表正是自己的“老朋友”,雖然“老朋友”後來被調往別的工作崗位,但和試劑公司“畢竟也談了這麼久,也算是知根知底”,郝沛硬是沒和對方提簽協議的事情。
  這軟件代碼一齣去,結果就再也沒能回來。
  試劑公司馬上推出“試劑盒+檢測軟件”結合的產品。這款新興產品很快打開了醫院市場,銷量“出奇地好”。而還做著最後階段研發工作的郝沛,在實驗室和團隊成員只剩“目瞪口獃”。
  她買來這款產品,拿去測試,一查,結果讓她哭笑不得,“他們懶到連代碼都是原封不動照抄”。可沒簽協議,郝沛只能干著急,手上“一點兒證據也拿不出”,坐在實驗室里愣是想不出一點兒辦法。
  “涉及軟件方面,知識產權最難判定。我要怎麼去伸張權利?”嘆了一口氣,郝沛不得不承認了這個事實:在這場有關技術成果的“爭奪戰”中,她敗了。
  在12月9日至11日舉辦的“尋訪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2014成果轉化(上海)研討會”上,郝沛講述了這個故事。沒想到,她的一席話引起了與會嘉賓的共鳴。有人在會後心酸地發問:為什麼我們科研人員,在“知識產權保衛戰”中總是“輸家”?
  科技成果轉化成產品後,“被侵權”卻是常態
  發現成果被盜用後不久,郝沛曾“硬著頭皮”和試劑公司的代表“談判”。結果,試劑公司的態度“無比強硬”,“他們說,他們賣的是試劑不是軟件,軟件就是個‘贈品’”。
  聽到這話,這個在科研院所工作了十幾年的女科學家再也坐不住了。她找到這個領域的“金牌律師”,向對方請教“要如何合法維護自己的權利” ?
  對方瞪了她一眼:“沒戲!”律師告訴郝沛,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告訴試劑公司,這款軟件自己還可以再改進升級,這樣才有繼續合作的可能,也才能輓回一點損失。
  郝沛咽不下這口氣,斷了和試劑公司的聯繫。後來她才聽說,這款軟件也停止研發再沒升級,“其實挺可惜的,如果繼續做下去,軟件功能會更強大,對醫院和患者來說,都是好事”。
  聽完郝沛的故事,浙江農科院副研究員季志仙覺得“感同身受”。這位著力於研究甘薯、馬鈴薯產業化技術的科技工作者成功培育了迷你甘薯、木薯粉木薯塊等,但這些在行業內均屬原創的成果卻頻繁被盜用、抄襲。
  擺在她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己研究出來的成果,很難得到保護。用她的話說,自己辛辛苦苦“花了好幾年、白天做晚上想”才研發出的新型品種,卻次次遭遇“授權難”的窘境。專利審查員給出的理由是“(這些成果)都是可以預想到的結果,有類似的成果”,這讓季志仙無法認同,“其實從技術上說,提取方法等根本不一樣”。
  無法保護自己的科技成果,只能眼睜睜看著被其他人盜用,這樣的遭遇讓她覺得“太氣憤”,在研討會現場,這位女科學家提高了嗓門,“知識產權保護落實真的太困難了”。
  在保護知識產權的“戰爭”中,“弱勢”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強有力的“武器”
  “其實就算真的拿到了知識產權,想要保護好成果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蘭州大學教授王博說。
  這位中國青年科技工作者協會會員註意到,科技界不乏已有知識產權的成果被盜用的現象,尤其是在他從事的工科領域,“技術其實很通用,很容易就被其他人盜用”。
  王博說:“很多公司在盜用我們技術的時候根本不會管那麼多,他們違法的代價太低了。”
  之所以這麼講,是因為“科技工作者就算發現了專利被侵權,必須要花十幾二十萬元去請律師,要調查取證,很有可能要在這場‘專利戰’中耗上一兩年的時間”,這一切,讓許多科技工作者都覺得“划不來”,所以大多數人在專利被盜用面前,只能選擇沉默或是“趕緊在原來產品的基礎上繼續研發”。
  畢竟,“科技工作者的主業是搞科研,而不是去打官司”。更重要的是,這項科技成果如果不繼續專註於持續研發,很可能在一兩年的官司後,“也失去了價值”。
  也因此,這個自嘲是“專利戰”中“弱勢”一方的大學教授,在研討會上介紹自己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時,在演示PPT里,他研發的空氣凈化設備被刻意蒙上了一層白布,“沒辦法啊,這種原始的‘土辦法’有時候卻是保護自己成果最好的辦法”。
  他打算將自己的科技成果和一家上市公司合作。面對未來可能被盜用的情況,上市公司出了個“妙招”:生產每台產品時,把外殼全部焊死,如果一旦強行拆開,設備就會壞掉。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王博很苦惱,他期待從國家層面到地方政府,再到學校都能幫幫科技工作者,在知識產權保護上,給“弱勢”的科技工作者強有力的“武器”。
  在轉化的過程中,教授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和服務並不專業,導致在各種中間環節被騙或是以極低的價格進行交易。
  在這個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中間怎麼樣確保高校的成果能夠獲得相應的回饋?上海交通大學先進技術研究院張志剛教授認為他們的工作正是保障這一點。“因為高校的知識產權這條路理順之後,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可以名正言順地把科技成果轉化當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中間環節去偷偷摸摸地做這件事”。  (原標題:為何科研人員在“產權保衛戰”中總是“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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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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